公益 | 别离和迁徙背后,流动打工女性的困境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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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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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ulanhuakai2020)
每年暑假,被戏称在北京北5.7环的东沙各庄村总比往常更热闹一些。
平时,这里住着上千流动打工家庭,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为了生计,来到北京,通常家里的丈夫从事搬家、装修等工作,妻子则在周边的超市打工,或在附近做保洁、保姆。
尽管在大城市打工收入比在老家高,但是现实问题也扑面而来,孩子在哪儿上学,在哪儿长大?一些打工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就近让孩子读打工子弟学校或是私立学校,还有部分家庭将孩子留在老家,由家中老人负责照顾。但这两种状态或多或少给孩子的成长留下了不可逆的遗憾。
于是,妈妈回老家照顾孩子成了许多家庭的选择。她们也在离开家乡,告别家人,来到繁华、陌生的都市后,又一次经历离别。这一次,是离开她们奋斗多年的城市,告别那些在漂泊中认识的伙伴,去到丈夫的家乡,在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从此,一个家庭分成两半,一半是在都市辛苦赚钱、省吃俭用的父亲;另一半是千里之外的小城里,妈妈带着孩子。分离是这些家庭的常态,老家与都市间的迁徙往返成为每年暑假妈妈和孩子的固定路线。临近开学,又重回分离的状态。
孩子留守5年,她决定回家
在把孩子送回老家5年后,文悦实在不忍心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便决定留下丈夫继续在北京打拼,她回丈夫的老家四川照顾孩子。
2014年春节,在大女儿、二儿子相继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时,文悦不得不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孩子的爸爸是做装修的,经常东奔西跑,我们在北京频繁搬家,孩子上学后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跟在我们身边太漂泊了。”
图源:受访者供图
虽然把孩子带回老家了,但为了养家糊口,文悦的丈夫还得回北京工作,她为了减轻丈夫的工作和生活负担,也得一起回北京。于是,带娃的任务只能交托给爷爷奶奶。丈夫的老家在四川一个小村子里,村里的路弯弯绕绕,从家里去最近的幼儿园得走十来里山路,老人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难度可想而知。文悦夫妇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所房子,方便老人照看孩子。
“尽管有提前跟孩子说爸爸妈妈要离开,但最后还是几乎连哄带骗地让他们去幼儿园后,我们才走的。”文悦回忆起8年前的往事,依旧免不了心酸,“我们走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在照顾。那时候家里没手机,只有一部座机,孩子还小,不知道怎么给我们打电话。通常都是我们打过去,刚开始爷爷怕孩子才适应了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接了电话又勾起想我们的情绪,就说孩子在写作业或者玩去了。”
1700多公里的距离,文悦和孩子分隔两地,心里满是牵挂,但一年之中能见到孩子的时间基本只有寒暑假。一年暑假,文悦回老家看孩子,傍晚时县城到村里已经没有车了,为了早点见到孩子,她叫了个摩的,走小路回家。到家时已是晚上七八点,爷爷奶奶在厨房做饭,孩子从屋里出来开门,呆呆地看着她,什么都没有说。
和孩子之间的陌生感深深触动了文悦,但更让她难受的是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孩子的生活过得并不容易。
“老家比较重男轻女,家里的老人太忙时就顾不上小女孩,也没有意识要帮她收拾得干净、漂亮。女儿有时候穿着很久的衣服,四川将近40度的夏天也没法天天洗澡,她头上甚至长了虱子。”文悦非常担心女儿,“加上女儿刚从北京回四川时,不会说当地的方言,班上的同学经常说她是外地的,孤立她、欺负她,原本开朗的孩子变得内向、自卑。
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看起来无精打采,上课注意力也不集中,希望我能回去,带孩子去看看。”
孩子留守在家的状态让文悦意识到自己得做一个决定,“那时候我觉得我必须离开北京回老家照顾孩子,不管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要去解决,只有我才能去解决。”
解决不了读书问题,孩子和妈妈一起流动
孩子永远是父母最牵挂的人。很多时候,家长即便外出打工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是,孩子上学的问题时常困扰着他们。
“爸爸妈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年仅十岁的孩子对晓青说。带着孩子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后,晓青和孩子都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四年级末,晓青不得不开始考虑孩子升学的问题,继续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成了令她纠结的难题。
图源:受访者供图
“我当时听到了各种声音,有人劝我说如果孩子要回老家上初中的话,就得早做决定,因为教材不同,孩子也需要适应期,等到六年级才回去就太晚了。”孩子升五年级前,晓青决定当即带孩子回东北。
晓青丈夫的老家在东北,孩子的户口也在这边。不过,由于孩子长期跟随爸爸妈妈在北京,他对老家的印象也只有每年春节时零散的记忆。对晓青而言,沈阳同样是陌生的。一个四川姑娘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必须结束北漂生活,去到距离自己家乡更远的、丈夫的家乡开启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为了工作,为了更好地挣钱养家,孩子的爸爸继续在北京坚守。
在北京、深圳这样的城市里,类似的流动故事每年、每个学期都在发生。永利带孩子回老家的决心比晓青来得更早。
“我们家老大念完幼儿园后,继续留在北京上一年级,当时在六环边上的一所私立学校。”永利回忆,“但是去了那所学校后,一切都不尽如人意,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单调,基本就是语文、数学轮着来,其他的课都不受重视,上体育课老师也不让孩子出教室玩,后来我还听孩子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就是校门口的保安。”
除了课程安排不合理外,学校收费不规范也让永利无奈。“我们是暑假去给孩子报的名,当时学校通知的每学期学费是4000元,但是等到9月大批家长来报名时,学校突然要求学费涨500元,我们这些已经交过学费的家长也被要求补交。”永利和丈夫认为学校这种做法很不合理,心里也不太舒服,但更过分的是,等到第二个学期,学校又涨了500元学费。“一个多学期下来,我们觉得这所学校在教学、管理上都比较不靠谱,心想一定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便有了回老家找一所合适的公立学校的想法。”
和晓青一样,永利也是远嫁,从陕西到内蒙古东部。决定回去时,永利夫妻在老家县城没有房子,他们只能现找出租房。那年8月1日,她和丈夫把北京的部分家当拉回老家,到了之后立马租房、打扫、安顿。一切安排妥当后,丈夫又返回北京工作,永利和孩子开始适应在内蒙古的新生活。
在陌生的老家,熬过孤独和无助
9月、10月,内蒙古东部的小县城已经开始转冷,人们逐渐不愿出门。初来乍到的永利在这边没有朋友,除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外,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宅着。“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身边不缺朋友,尤其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详细介绍见文末),有好多姐妹一起参加活动,去了内蒙后,基本就一个人,身边也没人可以说话,有时候情绪挺不好的。”永利初到内蒙古时,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以前的姐妹聊天、追剧成了她排解情绪的方法。
一段时间后,她和丈夫决定在县城买套房,因为疫情,丈夫回不了老家,装修的任务只能由她全部操持。这让她原本单调的生活充实起来,平常和装修工人的闲聊也让她逐渐了解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当地哪里比较热闹,哪里的市场卖什么都是装修师傅告诉我的。”
在内蒙古的第一个寒冬,永利因为忙装修的事慢慢消化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身处异乡的情绪。等到第二年开春,天气逐渐暖和,她和两个孩子的同学家长有了更多接触,逐渐交到一些新的朋友。
孤独、无助或许是每一个独自带孩子回丈夫老家的女性不可避免要经历的。2017年底,因为怕孩子直接回老家上小学会听不懂方言,适应不了南方的气候,张璐提前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从北京回到丈夫的老家安徽。
在人生地不熟的徽南小城里,远嫁过来的张璐的一天从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开始,然后是买菜、做家务、做午饭、接孩子放学。下午往往比上午难熬,因为漫长,而且没有事干,这也是她容易感到孤单的时候。不过,最孤独无助的还是生病的时候。
有段时间,老家流感盛行,幼儿园里不少小朋友都感染了,原本没事的两个孩子突然开始发烧,张璐给孩子请了几天假,带孩子去医院输液。三四天后,孩子好转了,又重新回到幼儿园,可是回去之后又开始发烧。来来回回折腾了两周,两个孩子终于好彻底了,张璐却开始头疼、发烧,身体发软。
正好赶上周六,两个孩子看见妈妈不舒服,对躺在床上的张璐说,“妈妈,你休息吧,我们自己找点零食吃就行了。”孩子们将就着吃了些零食当早餐,但等到中午,一个孩子实在饿得不行,趴在床边说,“妈妈,你能给我做饭吗,我实在太饿了,那零食吃不饱。”张璐拖着疲惫、无力的身体爬起来给孩子煮饭、炒菜。
“死不了就得做饭,虽是玩笑话,但确实也是这么回事。”丈夫在北京打工,身边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管发生什么首先得靠自己。经历了许多孤独、无助、慌乱和忙碌后,张璐才真正习惯了这种生活。
和永利、张璐来到新环境时的不适应不同,文悦面对的难题更多来自和孩子的相处。“看着女儿被同学孤立,我心里其实特别难受、愧疚。我回去之后就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告诉她,现在妈妈在家了,你什么都不用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文悦一点点帮女儿重新找回自信。
同样需要妈妈关心的还有二儿子。留守的几年也改变了二儿子的性格,尤其是家里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二儿子对于爸爸妈妈把弟弟带在北京,而让他和姐姐留在老家的事情心生芥蒂。矛盾在文悦回老家后爆发了。“现在才来管我,你原来干嘛去了?”文悦批评二儿子时,孩子反问。
听到这些话时,文悦内心情绪很复杂。“在老家,孩子的感受往往容易被忽视,有时候老家的人不经意就会跟孩子说出‘你爸爸妈妈都出去了,不要你了’之类的话,可能说话的人无心,但孩子会上心,会琢磨。”文悦提到,“因为我回去得也晚,孩子长时间没有生长在父母身边,比较早熟,有自己的想法,免不了会出现和长辈意见不同,或者故意和你反着来的情况。”
和孩子朝夕相处中,文悦也在反思自己以前哪里做得不好,哪些做法忽略了孩子的感受。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老家,还要工作,其实并不容易,有时被孩子气到,文悦只能感慨“做父母好难”。但是她的悉心陪伴、耐心解释下,慢慢地孩子对父母也多了一些理解。
像候鸟一样习惯迁徙
回到老家,孩子的上学问题得到解决,远嫁的妈妈们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中适应了曾经陌生的环境。但是,分离和迁徙还需要他们习惯。
流动打工者和流动打工家庭的孩子就像候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迁徙时间和路径。每年春节后,是流动打工人离开家,外出谋生的时间。之后的一整年里,他们为了生计,在外漂泊,等到来年春节前再回到家乡。而他们的孩子要么跟着打工的父母一起外出;要么回到老家上学,每年暑假来到家长打工的城市一家团聚,等到快开学时再返回家乡上学。
图为流动打工家庭离开北京
“孩子每天都想和爸爸视频,跟爸爸分享学校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有时候爸爸工作到很晚,就会提前发消息跟我们说他还没回家,没法视频了。孩子们晚上躺在被窝里,还是会惦记爸爸的电话,因为习惯了爸爸视频哄他们睡觉。”张璐聊到孩子和爸爸的远距离相处模式。
相隔千里,视频是在老家生活的孩子和远在他乡的父亲最常用的沟通方式。但视频满足不了孩子对父亲的需要和期待。永利提到,“我们家小女儿每次和我闹完别扭后,就会说她想爸爸了。反而老大是个特别含蓄的孩子,几乎不会说他想爸爸。但他心里其实特别惦记、关心爸爸,时不时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和爸爸分离的日子,孩子需要时间来习惯,妈妈也需要时间来适应。有时,孩子想爸爸,想着想着就哭了,妈妈只能安慰孩子,“爸爸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才出去工作的,爸爸也和我们想他一样想我们。”或者是,“妈妈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妈妈都在。”又或者是,“等放假了,妈妈就带你们去找爸爸,爸爸带我们一起游北京。”但有时,看着孩子哭,妈妈也忍不住哭了。
人在期盼一件事时,总喜欢掰指头数日子。孩子们每次在放假前也喜欢倒计时,计算离见到爸爸还有多少天。不过,近两年,各地时不时出现疫情,流动家庭的团聚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因为疫情,张璐家的探亲安排彻底被打乱了。“前年疫情爆发,孩子有一个学期的课程被耽误了,暑假都在补课,那个暑假我们来不了北京,也回不了山东(张璐的老家)。本想着去年过年回一趟山东,但是当地突然出现病例,防疫更严了,要求省外来的得先隔离。”因为假期太短,张璐和孩子没能回山东,可是,那个正月,张璐的奶奶突然离世,错过了见奶奶最后一面成了她心里最大的遗憾。“就差这一年没回去,结果再也见不到了。”
远嫁加上丈夫外出打工,让探亲成为一个家庭的假期必备行程,三地跑也成了妈妈和孩子的假期常态。原本永利的丈夫从北京坐高铁回内蒙古老家只需两个多小时,工作不忙时抽个空也能回家看看她和孩子,但近一年来老家和北京接连出现疫情,孩子爸爸也没机会回家。“7月放暑假后,我就想趁着北京、内蒙古、陕西(永利的老家)都没有疫情,赶紧计划带孩子先回一趟陕西,再到北京和孩子爸爸团聚。”永利聊到刚刚过去的暑假安排。
对于流动打工家庭的孩子而言,暑假有着特别的意义。小半年甚至一年的想念后,孩子在见到爸爸前总是无比兴奋。“那天在车上,孩子跟我说,他下车就要先给爸爸一个爱的抱抱。”张璐回忆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孩子的期待和激动,“我还看见他一直把零食往兜里塞,夏天的裤子薄,他的口袋塞得鼓鼓的。我疑惑地问他‘塞兜里干嘛,怎么不放在包里?’结果孩子说,‘我想下车的时候先给爸爸吃。’”
团聚的时光过得很快,但是短暂的相聚足以让孩子习惯爸爸在身边的状态,即便跟妈妈回老家后,不经意间还是会流露出依赖爸爸的情绪。比如有时看妈妈在换灯泡,“让爸爸换呀”的话脱口而出。
但是,对妈妈来说,就需要更快地适应分离的常态。“以前每年过年前,我都会惦记着、盼着孩子爸爸哪天回来,但是想想他也待不了多久,就又要走了,还是免不了失落。只有不那么期待,分别的时候才没那么难受,总是需要自己调节的,要习惯这种状态。”张璐感慨。
文中文悦、张璐、晓青皆为化名。
每年,在东沙各庄、在北京以及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都有许多基层打工女性流入和流出。她们大多怀揣希望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从事家政工、保洁、超市促销员、饭店服务员等工作,又往往因为一些现实因素要独自带孩子返乡。漂泊成了她们的生活常态。由于在经济、社交、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缺少支持,她们通常没有机会、也大多不懂如何自我表达,近乎成为“无声”的群体。为改善流动打工女性困境,位于北京东沙各庄的木兰花开社区服务中心扎根流动社区,为打工女性赋能、发声。
图为木兰活动现场
北京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1月15日,是一个以关注和服务来京务工的打工女性为宗旨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
图为木兰活动现场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以活动中心为平台,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通过扩大打工女性的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拓展打工女性的文化生活空间,提高其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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